“我想念HB在屋里来回走动的沙沙声，劈里啪啦的打字声，老爷洗衣机叽里嘎拉地把肥皂水甩到厨房地板上……他帮我熨衣服，在他到来之前，我的衣服还从没见过熨斗；他吸尘，之前我不曾拥有过吸尘器；我抱膝坐着，他吼叫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他做饭，他洗衣服，他把柠檬洁厕净冲入下水道。”这是德瑞克·加曼（Derek Jarman）在他最后一本日记（1991年5月至1994年2月）——《慢慢微笑》（Smiling in Slow Motion, 2000）中写下的一小段话，HB是他的同性情人，帮他度过了饱受艾滋病折磨的最后岁月。

加曼1942年1月出生于英国米德尔塞克斯郡，1994年2月死于伦敦。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艾滋病引发的多种疾病导致他双目失明，皮肤脱落，肌肉萎缩，让这位全英国最勇敢最独特最不羁的导演、诗人、画家和园艺家也禁不住在临终前悲叹：“感谢上帝，生命终于快走完了。我真的有点厌倦，无法承受了。”

《慢慢微笑》原本记载在33册小日记本里，手订的水彩封面本子，刚好可以装在德瑞克的外衣口袋里，每册都题写着一句话：“捡到者有赏。”编者考林斯（Keith Collins），也就是HB，在前言里说加曼本人对于日记是否要出版其实是很矛盾的。有一次，他对HB说，在他死后，把他的日记都烧了。但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记录最后时刻的身体状况，天气，电影思想，以及爱情，并且为每本小册子费心取了题目，诸如“罂粟大战”“乌托邦里的一个寒战”“岁月渐老”等等。

他的日记最常写到的是电影，HB和HB的头发，性，HIV和他慢慢丢失的视力。


HIV和电影

1986年12月22日，加曼提前领来了自己的“圣诞礼物”——HIV阳性。对此，他早有准备，一个月后，他向世界公布了他的病情。著名的影评人尼古拉斯·容（Nicholas de Jongh）很为此动容，他后来说：“当时站出来说自己是艾滋病患者绝不是什么时髦的事！”《泰晤士杂志》说，“德瑞克·加曼是他那个时代的同性恋偶像，一个特立独行的天才。”他孜孜不倦地为同性恋事业奋斗了三十年，顽强而暴躁地抗击各种不合他意的同性恋报道，他坚持人人都是同性恋，只是有些后来变成了异性恋。他的“同性恋人之梦”和马丁·路德的《我有一个梦想》共享一个句式：“我希望有一天，所有的男孩爱上男孩，所有的女孩爱女孩，永不改变。”

加曼死后两天，《独立报》刊发了麦卡皮（Colin MacCabe）的一篇重要评论，文章写道：“加曼生活中最重大的欢乐源于两个事实，他的同性恋身份和他的英国国籍。对同性恋的压迫和对英国传统的践踏燃烧着他的艺术。这两个主题交织在，也许是他最个人化的电影《英国余烬》（The Last of England, 1987）中，这部影片就在他查明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后创作的。”加曼英俊，幽默，水银般光亮的个性，天生的智慧令他甜蜜、愤怒又充满激情，不过，他用词遣句却是老派的英国风，反对流行时髦的脏话。对同性和异性造成的强大引力一直是英国艺术界的一大传奇，这个传奇在他最后的影片《蓝》（Blue, 1993）中发展成一种电影图腾。

《蓝》是加曼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拍摄的，“为了让人知道死亡是什么样的，艾滋病人的死是什么样的”，这是一部无法定义无法复述的影片。在这之前，加曼拍摄的影片，比如《卡拉瓦乔》（Caravaggio, 1986），比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93），都是出名的难懂而艰深，但是加曼无意票房，他淡然一笑：“我是我们这一代中最幸运的导演，我只拍我想拍的电影。”的确，就此而言，加曼非常幸运，他的影片是任何一个好莱坞导演无法开拍的，他用光和影来描绘生活，同性恋和哲思。《蓝》把他标志性的艰深推到了极限，或者说，他完全放弃了艰深，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电影手段都被摈弃了，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画面，银幕上只是蓝，只是光影和画外音。但那是多么夺人心魂的77分钟蓝呀，说不清是清晨还是黄昏，连加曼的画外音都可以被忽略，我们自动进入子宫般的静谧国度，一个因完美的持续而造成的神秘产生了巨大的美感，先锋电影装模作样的自大在这里石沉蓝海。自然，《蓝》是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文本，我们也很容易向它馈赠各种前卫的标签，但是，关于电影的主题，加曼却说得老实又古典：这是我的死和英国的死。


HB

提到HB的时候，加曼的语气总是宠爱的，眷恋的，挥霍的。在日记中，他写道：“HB开始养头发，他说现在不再有人看他了。自然，他这是鳄鱼眼泪。塔妮娅认为他美得不可思议，有一张令人永难忘却的脸。我自己也这么想。但HB从不相信。他从他母亲那里遗传了非凡的眼睛，绿色的眼珠，睫毛长得跟蜘蛛似的。HB有纹身，包括花，蜜蜂，蜥蜴，海马和一条鱼。我在最罗曼蒂克的环境里和HB邂逅，电影节，电影院的第一排位置，后来我给他电话祝他新年快乐，后来他就背了个包到伦敦来，并呆了下来。”情节有点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特丽莎敲开托马斯的门，他们后来的生活也有点像特丽莎和托马斯离开布拉格后的日子。那是1986年十月，梯尼塞德同性恋电影节，当时HB才21岁，大学刚毕业，为政府部门设计软件。他是纽卡索人，父母是社会主义者兼坚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但他们漂亮闪光的儿子却跟着一个公开的艾滋病人走了，深情地看顾了加曼七年，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

可以说，《慢慢微笑》中最温暖的章节都是关于HB的，加曼的笔触也反常地一派调皮，琐碎，再加不节制的深情。“HB把我叫做‘床上法西斯’，也就是说，我总是席卷掉所有的被子，床单和枕头，而他就只好在光秃秃的床垫上发抖。”当HB离开他们在伦敦的工作室或者在海边的“希望小屋”前往纽卡索工作时，加曼就感到长日漫漫难以度过，他穿上HB的T恤，穿上HB的毛衣，想象着HB躺在他身上，艰难地等着HB回来；每次，他都会在日记中反复写道：“我是如此地想念他！”

最后几年里，加曼的视力慢慢地背叛了他，这个不懈的斗士也开始害怕：“我什么都不怕，但是我害怕不能自己刮胡子了，这种事，谁也不能帮忙的。”他内心越来越害怕HB不在的日子，但每次，HB不得不去纽卡索时，他总是装出一副健康又快乐的样子，因为“如果HB发现我悲伤的话，他就会留下来。”所以，他开始在日记里流露对死亡的渴望，生命的潮水退下去了，他悲哀地发现“每次，都是HIV赢。当你正要忘掉它的时候，它就冷不丁地袭击你一下。这种病比二战还折磨人，慢条斯理地领着你朝坟墓走。” 不过每次，亲爱的HB都会及时地回来，把他从绝望中抱出来，这个时候，加曼会孩子般地在日记里欢呼：“我丢失了这么久的HB终于回来了！” 他看着HB在屋里挥舞肌肉，向不怀好意的来电者下恶狠狠的咒语，把水果抛向空中再接住，把水笼头开得洪水似的响，他就觉得非常幸福，非常幸福。当天晚上他做梦，半夜醒来他把HB叫醒，说他刚才梦见上帝了。HB问“上帝跟你说话了？”他说是的，上帝和我说话了。HB问上帝说什么了，加曼甜蜜地闭上眼睛，说“上帝说他把你给了我。”

最后，他在日记里双目失明地写下的最后的一句话是：HB true love。以后，他再不曾有力气举起一支钢笔了，我们也再无法知道他最后的几个星期在想什么，也许，如他经常回想起的他给HB的第一个电话，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弥留之际的加曼会想到，一月底的伦敦，凛冽的风雪里，HB第一次给他电话，说他周末可能去伦敦。当时他的心跳得初恋一般，一个人笑了一晚上。


慢慢微笑

“慢慢微笑”这个题目源于加曼的一句电影笔记。那是他在拍摄他后来首部获公开放映的电影《赛巴斯蒂安》（Sebastiane，1975）期间写下的：“《赛巴斯蒂安》中有一个镜头是他浮出水面，慢慢微笑起来”。他自己在“慢慢微笑”下划了一道线，句子里的“他”是加曼当时的恋人。这个情景大概简洁到刻骨铭心，加曼当时有多么爱他的主人公不重要，主人公是不是因为看见加曼而笑起来也不重要，他们后来是否上床，电影后来是否成功都不重要，加曼后来得了艾滋病，是谁传播了艾滋病给他都不重要，这是加曼付给他那个时代和爱情的代价，是生活的高利贷，加曼没有抱怨，他只在他的笔记本里平静地写下了这句话：“我把头埋入枕头，对自己说再活一年。”

写完，他转头看着细雨中的大海，想象着他会在天堂或地狱遇到的同性恋老友们，觉得死去也妙不可言。要是运气好，他想他还会遇到生前供职于英国皇家空军的父亲和患癌症死去的母亲，他想谢谢他一直不太亲近的父亲留给他的遗产，让他得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海边核电站的阴影地带建起了全英国最梦幻的花园，鹅卵石、鲜花和潮水抚慰了他临终的眼睛。只是，从此要告别六十年代他在斯雷德艺术学院“夜夜夜狂”的同志们，告别生活剧场和大大小小的同性恋电影节，先锋电影和独立电影的亲爱同行们，他就写文章安慰自己说地狱里也有同性恋酒吧，死人们在一起拍活人拍不出的电影。这样，他就高兴起来，想起有一次肯恩问他：“最好的性经历是什么？”他说：“总是在床上吧，在床上总比在树上好。”“那么你说死人玩同性恋吗？”他说：“死人只玩同性恋。”